乌克兰官员近日证实，美国主导拟定的俄乌和平计划已从最初的“28点”精简为“19点”，其中最受争议的“对所有冲突参与者实行全面大赦”条款已被删除。这一修改看似只是数字变化，实则触及战争正义与和平代价的核心矛盾。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娜明确表示，该条款因挑战司法公正底线而遭乌方坚决反对。如今，赦免不再被列为谈判选项，但和平的路径却依然模糊。

所谓“全面赦免”，是指在冲突结束后，对交战各方人员——无论其是否涉嫌战争罪行——一律免除法律追责。这并非空泛的政治术语，而是直接关系到数十万起已记录的战争罪指控能否继续推进。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俄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，指控其主导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；乌克兰国内已登记超过17万起战争罪案件，包括系统性酷刑、处决战俘、性暴力和摧毁民用设施。若实行全面赦免，这些追责将戛然而止。

为何美方最初会提出如此敏感的条款？从国际经验看，赦免常被用作换取停火的“政治工具”。在哥伦比亚2016年与反政府武装的和谈中，政府以“有条件赦免”换取“哥革武”解除武装，虽引发争议，但成功结束了持续半世纪的内战。卢旺达大屠杀后，也通过基层“盖卡卡”法庭实现认罪减刑，缓解司法压力。然而，这些案例的共同前提是：赦免需与真相揭露、受害者赔偿和责任分级挂钩，而非无差别免责。

相比之下，俄乌冲突的战争罪指控更为系统化和高层化。联合国报告指出，95%的获释乌军战俘曾遭酷刑，遗体检查显示颅骨骨折、器官缺失等严重伤害。2025年11月，乌克兰法院刚以“处决战俘”罪名判处一名俄军士兵终身监禁，这是司法系统释放的明确信号：罪行必须付出代价。在此背景下，任何试图“一笔勾销”的安排，都会被视作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
乌克兰社会对赦免的抵触情绪根深蒂固。从布查到伊久姆，从马里乌波尔到巴赫穆特，每一处战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。民间组织持续呼吁将战争罪追责纳入任何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。被囚数年、最终获释的平民伊霍尔·基里安年科曾公开表示：“他们想让我忘记，但我不能，也不该。”这种集体情绪使得政府难以接受以正义换和平的交易。

美国最初提出“28点”计划，意在快速促成停火。草案不仅包含赦免，还涉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、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、冻结前线等敏感内容。然而，这些条款在乌克兰看来无异于“战败条件”。经过多轮磋商，美方已将计划缩减至19点，除删除赦免外，还放宽乌军规模限制，并将领土、安全等议题推迟至两国元首层面决定。这表明，美方正从“强加框架”转向“务实协商”。

目前，乌克兰代表团已赴莫斯科继续谈判，美国特使也准备访问基辅。尽管白宫未正式公布新版计划全文，但特朗普政府表态支持“灵活谈判”，暗示其更关注停火成果而非具体条款。然而，真正的障碍并非技术性分歧，而是价值观冲突：是优先实现“有瑕疵的和平”，还是坚持“迟来的正义”？

未来走向仍不确定。全面赦免虽被剔除，但不排除以“特赦低阶士兵”“设立特别法庭”等形式变相回归。历史表明，完全的追责往往难以实现——前南斯拉夫法庭耗时十余年，许多嫌犯终老未受审；卢旺达的“盖卡卡”也因程序缺陷饱受批评。但对乌克兰而言，关键不在于是否能惩罚每一个责任人，而在于是否守住“罪行不能被合法化”的底线。

这场谈判不仅决定战争何时结束，更将塑造战后秩序的道德基础。若和平以全面赦免为代价，可能埋下长期怨恨的种子；若坚持追责，则需面对谈判破裂、战火延续的风险。乌克兰的选择，本质上是所有战后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难题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和平？是终结枪声的和平，还是承载正义的和平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