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路军成立初期下辖三个师、六个旅：

115师

343旅旅长：陈光

344旅旅长：徐海东

120师

358旅旅长：卢冬生（未到任），张宗逊

359旅旅长：陈伯钧

129师

385旅旅长：王宏坤，陈锡联

386旅旅长：陈赓

在这六个旅中，385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旅，它前后分“老385旅”和“新385旅”两支队伍，旅长也不同。

第一任旅长王宏坤是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堂弟，1933年便在红四方面军做到过军长的位置（下辖四个军）。

创建伊始的385旅下辖769团和770团两个团，769团团长即陈锡联，770团团长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张才千（开国中将）。

抗战爆发后不久，根据总部安排，385旅旅部和770团留在了陕甘宁根据地，成立了“留守兵团”。

769团则随129师大部队一起东渡黄河，奔赴抗日前线。

该团的亮相之战，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奇袭阳明堡机场”，这一年时任团长的陈锡联只有22岁。

抗战期间，八路军的队伍增长非常快。

129师方面一合计，便以769团为主力，编入刚刚成立的独立团和游击支队，成立了新的385旅，全旅共8000余人。

陈锡联由团长升任旅长。

政治委员是从兄弟部队386旅772团政委调任过来的谢富治，副旅长是原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汪乃贵。

接替陈锡联任769团团长的先是一营营长孔庆德，之后是王近山（原772团副团长）。

抗战中后期，新385旅大部并入了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，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。

1947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时，一共带了1纵、2纵、3纵、6纵等四个纵队，共12万大军。

任务艰巨，千难万险，带上的这四个纵队自然是中野精华，司令员分别为杨勇，陈锡联，陈再道和王近山。

1949年初全军整编的时候，二野一共只有三个兵团，五个兵团正职。

原385旅的两位老搭档陈锡联和谢富治都是“正兵团级”，前者是第三兵团司令，后者是兵团政委。

第四兵团的司令和政委由陈赓一肩挑。

第五兵团司令是杨勇，政委是苏振华（建国后曾任海军政委、上海市委书记）。

作为原先的纵队司令或政委能被直接提拔为兵团正职的极少，而陈谢二人都做到了。

这当中还有个小故事，1949年初定二野下辖三个兵团的司令员人选时，小平同志曾专门找王近山谈话：

“论打仗呢，你比杨勇强，但其他方面你都不如他，所以他当司令，你当副司令。

建国初期，二野大军平定西南。

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出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。

第三兵团政委谢富治则先是担任川东区委书记，后调云南省委第一书记。

第四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省军区司令。

第五兵团司令杨勇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省军区司令。

第五兵团政委苏振华任贵州省委书记。

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有很大的不同，就后来的发展看，很多军事主官在短暂接掌地方职务后，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军队领域。

比如陈锡联，1950年即离开重庆调任解放军炮兵司令，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长期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，1969年打珍宝岛战役的时候，主要指挥者便是他。

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，陈锡联非常清楚问题的复杂性，筹划战斗时他反复强调：“要立足于小打，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”。

再比如陈赓和杨勇，他们很快就去了朝鲜战场。

与军事主官相比，建国后政治主官们的舞台更宽广一些，返回军队系统的比较少。

像谢富治，在云南前后担任了七年省委第一书记，1959年上调入京出任公安部部长，并深度卷入了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。

李德生陪同小平同志视察东北，1978年9月

前文我们曾详细梳理过建国后将帅们的发展情况，熟悉人物履历的朋友不难发现，385旅的同志们表现非常出色。

准确的说，是最出色的一个旅。

385旅诞生了一名常委（李德生）和两名局委（陈锡联、谢富治），都是风云人物。

其中李德生同志在八年抗战期间历任385旅769团排长、连长、副营长、营长；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等多场重要战斗。

抗战结束前，升任769团最后一任团长。

七十年代初，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，1971年开始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。

因在京城漩涡中立场坚定，他于1973年和老领导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互调。

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，李德生是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者。

1974年，二次复出的小平同志逐步恢复主持工作，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便利用一次来京开会的机会，专门探望了老领导。

1978年9月，小平同志访问朝鲜，出席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。

这次出访本身意义不大，意义重大的是出访归途时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视察讲话。

在与东三省和沈阳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谈话中，他一改京城中谨慎的作风——对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予以肯定支持。

当时两面旗帜下各自聚集了支持者，已经形成针锋相对之势，而京城的宣传口是由对方领导的，小平同志只能采用“地方迂回战术”。

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到一个更大的视角，不难发现，这次东北之行的谈话与十四年后的南方谈话在大气氛、做法和影响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蓄力→发力，做重大决定前首先凝聚共识。

如何凝聚共识呢，从人事上支持自己的地区入手——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和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等都是“实践派”的坚定拥护者。